李绍城拉着高审思找了个位置坐下，这庭院建筑简单，老土墙老土屋，院中也没有石砖石板，都是黄土地面，还没有树，两边更无抄手游廊，小井上的汲水装置，也不知有多少岁月，颜色已深木体已损，满院单调的黄土之色，乏味的庭院格局，灰尘随意起落，空气干燥，莫说相比江南的小桥流水，便是中原来的人呆久了，都会唇干面黄。
不仅这庭院如此，整座灵州城都是这样，墙体斑驳而显得老旧，屋檐不曾涂漆，一切都是黄土与树木的本来颜色，在岁月的侵蚀下，干裂而枯黄，单调的没有色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也不曾五彩斑斓，只有一股子苍凉遒劲之味，一如从历史中走来的老人。然，虽卖相不佳，却步履稳健，筋骨强劲，目光灼灼，豪迈坚硬之气，为其本色，唯其本色。
因为做了战地医馆的缘故，这院子里搭了棚子，在阳光下造出许多阴凉来，简易床位排列的密集而不混乱，章法有度，伤员们接受军中大夫的治疗与照顾，虽然伤痛的确让人痛苦，但气氛却格外温馨，药草味与血腥味之中，不是军医的温声细语，便是伤员们乐观而豪迈的笑声，苦中作乐有时无奈悲凉，有时却鼓舞人心。
高审思方才执意要再上城墙，李绍城没有同意，两人共事的时间不短了，早已生出英雄相惜之情，所以言语真诚不必惺惺作态，如今为把守大唐国门而战，一个善守一个坐镇全局，同心协力之下，已是过命的交情。大丈夫之间的坚固真情，往往建立在志气相投、为同一目标毫无保留拼搏的过程中，李绍城与高审思也不例外。
正巧到了用午饭的时候，随着饭食端出，刹那间肉香四溢，所有伤员都是能吃肉的吃肉，不能吃肉的喝肉汤，待遇好的一塌糊涂，李绍城和高审思自然也不例外，后者边吃边感叹道：“当年末将驻守寿春，将士所食，蒸饼已是难得，肉汤更是稀奇，如今在这灵州边地，竟然人皆食肉，放在以前，实在不能想象。”
“食肉才有力气，不然将士们如何拒敌？”李绍城想起这些时日的情况，略有感慨，“陛下令某出镇灵州时，曾许某随意提要求，彼时某除却兵甲弓弩之外，着重就要求了肉食。不瞒将军，灵州城里储存的肉干，足以让将士们再食一个月。这可不是粮食储存，是肉食！除却我大唐，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如此？”
高审思笑道：“朝廷运送肉食的队伍，末将也是亲眼见过的。自中原运送物资入灵州，路途遥远，所耗甚大，而朝廷乐此不疲不得不说，陛下对朔方军的恩宠之盛，实在是闻所未闻。”
“陛下曾言，大军戍边，保家卫国，本就位在险恶之地，又且常有战乱，死伤不断，若是不能精其甲兵、丰其衣食、厚其军饷，朝廷有何颜面面对边军将士，大唐百姓有何颜面面对自家良心？”李绍城道，“此番诸族乱贼入侵，将士血战死战，无论战事如何艰难，皆气雄胆壮，不曾言苦，前赴后继，争相对敌，也是因为要报效国家之尊重，报效陛下之隆恩。若非如此，灵武县何以能屹立不倒，灵州城何以能坚硬如铁？”
高审思点点头，“于我大唐军人而言，能得国家之尊重，能得君王之隆恩，能得百姓之信任，便纵是战死沙场，又何足为惧！”
此言李绍城深有同感，自李从璟主持军政以来，便在着力重塑大唐军魂，再造军人与国家、百姓之间的情感，又且唐人本就气胆雄烈，故而如今的大唐军人，精气神早就不是藩镇时代可比。
李绍城跟李从璟跟的早，对李从璟的军事思想了解的透彻，眼下继续道：“陛下曾言，所谓精锐强军，除却军备优良、训练有素、受战火磨练，重中之重，在于对将士精气神的塑造，对军魂的塑造。使将士心有家国，雄武豪烈，识大义，辨是非，护君民、击不臣、不惧死，国家厚以养我，同胞厚以信我，我则以血肉之躯报之。国家为我之盾，我为国家之矛，母宁死，不宁负家国。惟其如此，才是真正的汉唐雄风凡此种种，陛下早在出镇幽州的时候，便在做了，若非如此，百战军何以能百战百胜？”
“母宁死，不宁负家国大唐军队正当如此。陛下雄才大略，的确古今少有！”李绍城的话让高审思感触良多，不禁陷入沉思，昔年他镇守寿春，唐军四镇八州之兵马，围攻近年而不能克，可谓给唐军扫平江淮创造了莫大麻烦，而在唐军彻底得到江淮，禁军腾出手来之后，李从璟却没有治罪于他，而是亲临城下劝降，待之以诚。
高审思重忠义，向来也是以忠臣自居，唐军得江淮后，他本已打定主意，寿春城破之日，便是他自裁谢罪之时，是李从璟当日一番话，让他大受震动。汉唐两朝，威重四方，荣耀万世，高审思身为时人，岂能不心向往之？当日与李从璟一晤，他被对方的气度所折服，认定李从璟能够重塑大唐辉煌，就如当初汉光武帝一般，故而愿意舍身追随，来做大唐臣子。
此番驻守灵州，朔方军不过万余之众，而河西、夏州近乎倾巢而出，兵马接近十万，灵州之所以能守到今日，与高审思密切相关。前番他不仅坐镇丰安，以数千之卒，挡住了河西悍勇的攻势，实际上，大到灵州的防线布置与防守策略，小到城防的器械构造，都有高审思参与其中，起到了莫大的作用。若非如此，灵武县、灵州城也不能如此固若金汤。
人主贵在能得人，且能令人尽展其才，得人越多，才学越多展露，才能达到灿若星辰的效果，最终照亮大唐的天空。
古往今来，但凡雄主，总有许多名臣相佐，终成大业。唐初气象万千，便跟太宗之胸怀不无关系。而庸主纵然成就功业，却不能容人，功业也会有限。赵宋太祖为安坐龙庭，废尽国家栋梁，故而只能实现华夏之小一统，无法拥有跟汉武帝唐太宗一样的功业。
彼时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谓诸将的那番话，“好富贵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钱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择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，多置歌儿舞女，日饮酒相欢”实在是不知所谓，作为君王，说出这样一番话，可见其心志已完全不复汉唐雄风。莫说比之霍去病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、陈汤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差之甚远，便是连刘邦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豪迈都远远及不上，就更不必说达得到李世民要说出“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”这句话需要的高度。
汉唐之时，国风强劲，民风豪烈，君主奋发，人有大志。拜将入相，马上封侯，乃国人之望。所以，汉朝能有耿恭在距离洛阳两万里的西域中，以三百人死战万千匈奴而不降，终只存活十三人，留下壮士饥餐胡虏肉、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典故。唐有王玄策在更远的地方，因身为使节而受辱，便能愤而一人灭一国。
时下风气，“人辱我母、我杀之而亡、海内英雄皆争相纳我”。
及至赵宋，此等雄风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究其根源，赵匡胤心胸狭窄、眼界太小，为君而会劝臣子享乐富贵，其人治理江山又岂能不只顾一家统治之长久？由是而往，后人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，程朱理学应运而生，君子六艺弃若敝履，经济空前繁盛却只能孕育出几首诗词，财富空前鼎盛却只能滋养贪官冗吏，国风岂能不疲，国人岂能不弱！
此等思想统治汉人千年，人皆固步自封，而失锐意进取之志，东华门唱名一次之贵，而胜沙场杀敌逾万之尊，谁还信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豪情，谁还理解耿恭宁愿死战而不受降封王的固执，谁还赞同汉明帝为救数百人就甘愿调发万千大军出战西域的气度？